Riki / 陳建守
一、前言：
正如「後現代主義」是一九八０年代的流行辭彙，以人類文化能動性為基調的「文化史」論述，在一九七０年代也重回史壇的議程表。並在八０年代如火如荼地發展成為一門次學門。然而文化史究竟是什麼﹖它有哪些主要的面向﹖文化史果真能涵攝原有的歷史學門分科，而成為無疆界的史學類型嗎﹖「文化史」是否真能突破過去的研究框架而形成新的典範﹖它是否真能夠說明、甚至解決問題而成為有效的分析工具﹖抑或只是一種「新影雖上，舊影猶在」的舊史學幽靈的改頭換面呢﹖再者，文化史的出現是否代表著歷史學門的重新整合與輻輳，而趨向歷史學的「文化史化」﹖ 或者只是強調個別的殊異性所導致的「眾聲喧嘩」（heteroglossia）﹖最後，文化史的未來將何去何從﹖會不會在「文化轉向」或「語言學轉向」的浪潮下，猶如鐘擺的擺盪，再重新回到過往新史學所批判的舊路數呢﹖凡此種種有關文化史的本質、面向與影響的討論，都在在標幟出當代史學議題的核心震央。在「文化史」這個名詞與概念被喊得漫天作響的同時，回過頭來檢視文化史的多樣性、衝突和關懷焦點，也不失為一種正本清源的做法。因此，本文即嘗試透過介紹英國史家Peter Burke（彼得‧柏克）兩本討論文化史的著作，藉以理解當代西方史學思潮的文化史取向及其演變。
在尚未對書中內容作介紹以前，關於所選擇的討論文本及文化史的範圍，筆者還有幾句話要說。在文化史的範圍上，柏克這兩本書討論的大部分篇幅，是侷限於上個世紀八０年代興起的一股史學研究類型：「新文化史」 ，與以往Burckhardt和Huizinga所代表的古典文化史有所不同。 之所以選擇他的著作當成討論的素材，理由有三：（1）在一眾從事操作新文化史學門的研究者中，大部分的學者都為法國人或是以筆耕法國史園地為主的學者。而柏克則是英國方面新文化史思潮的代表人物。 附帶一提的，柏克也是著作等身的學者。在臺灣，柏克擁有六本中譯本的作者頭銜， 讀者理應對他不感陌生才是。（2）在英國史學界一向漠視史學理論（史學史）與文化史的傳統下， 柏克是少數探首學界動向的英國史家，是一位實證作手兼擅史學理論的學者。（3）柏克不僅對當代的史學動向與理論有獨到見解，也親身下海示範操作，是理論史學的倡議者兼實踐者，並編著有許多書本來介紹西方新興的史學動態。
以上三個理由是促使筆者選擇柏克著作做為討論的對象。柏克平易近人的筆觸，長於敘述的文字風格，亦是筆者心儀的地方。底下則就各書內容作簡要介紹。
二、內容介紹：
Varieties of Cultural History（文化史的多樣性）是柏克積累二、三十年的寫作時間，於一九九七年所出版的論文集。作者在前言首先表達了他對文化史的看法。他認為由Burckhardt和Huiginza所代表的古典文化史模式無法被其它新的正統所取代，除了被社會／文化人類學所激發的創新研究路徑以外。這個集子共收錄了討論文化史多樣性的十二篇文章。其中，有四篇論文理論性取向較強（Ch. 1、3、11、12）是用來檢視史學理論與對文化史的認知，其餘的八篇則是實證研究取向，用來證明不同的研究取徑如何應用於不同的主題。這八篇文章的研究範圍十分廣闊，主題包括：夢、姿勢、嚴肅與詼諧、遊記、公／私領域、上層／通俗文化、騎士文化與嘉年華會的研究。這些個案研究並非要建立一個首尾貫串的歷史圖景，而是要用來證明文化史研究的多種可能性。
本書的首篇文章「文化史的起源」，主旨是在探討所謂「古典」文化史興起以前的文化史課題的定義問題。柏克構組了文化史的系譜，研究的時間斷限從十八世紀晚期開始，在一八００年結束。他討論了繁複的文化史主題，如語言和文學的歷史、學科的歷史、文化的歷史等。討論的對象從西班牙的人文學者Juan Luis Vivre開始，到Francis Bacon、Voltaire及活躍在當時的一眾博雅學者。接下來的兩篇文章是有關夢與記憶這兩個課題，主要處理的是文化史的實踐問題。在處理「夢的文化史」這個篇章中，柏克提到他措意的焦點是夢本身的文化史內容，而非夢的詮釋的歷史。不同的文化會產生出不同類型的夢，因此對夢的內容的詮釋應該留給心理學家去做，歷史學家應該注意的是如何使用夢來做文化類比。不同文化類型的夢可能支持或反映出該文化的神話、文化慣習或傳統。因此，夢對歷史學家來說，是一種極為有效的材料，可藉之建構起一種世界觀。在處理記憶的篇章中，柏克仔細地檢視了過去二十年間，歷史與記憶兩者之間的關係如何轉變。他提出了保存、傳遞與使用（或濫用）社會記憶的例子，並告訴我們在過去五十年間，由於資訊的爆炸與媒體的發展，使得人們都可以對過去提出自己的見解，解釋過去的權力不再是歷史學家的專利。此外，柏克也提醒我們別忘了「社會健忘症」（social amnesia）的重要性，尤其是發生在法國的維琪政府、納粹德國與前蘇維埃聯盟的情況。隨後的五篇文章是環繞近代義大利的個案研究，這幾篇文章都是柏克一九七０至一九八０年代中期所開發的文化史新領域。這個系列的首篇文章是在談姿勢的文化意義，他指出這個時期的姿勢是用來當作群我的分別。例如北歐的新教徒就對充滿姿勢的義大利社會相當輕視。第二篇則是聚焦於近代義大利嚴肅與詼諧的觀念如何轉變云云，這個時期的人們對惡作劇、開玩笑的容忍程度為何的研究。柏克指出這個時期的惡作劇、開玩笑與滑稽的動作，可視為是高度發展的藝術品。第三篇則是利用為數眾多的遊記，透過旅行者的眼睛去觀察義大利。遊記的構成來自兩大因素：文化的刻板印象和旅行者的實地觀察。遊記中的敘述是探查旅行地人們的態度與心態的好材料。它們準確地記錄了文化相遇（cultural encounter）的情況，也洩漏了兩者之間的文化距離，以及旅行者意欲把異國的事物轉譯成熟習事物的意圖。接下來的兩篇文章，都是在說明兩個截然劃分的領域如何透過交涉而產生互動的情況。分別是：公／私領域和上層／通俗文化。從研究中我們可以得知不同社會群體有其專屬文化，但彼此之間還是有共享文化提供社會人群聚合的餘地。通俗文化中有來自上層文化的傳統，而上層文化也借取了某些通俗文化中的要素。事實上，兩者之間的階層劃分沒那麼壁壘森嚴，透過溝通管道，文化是可以破除階級僵硬性的。接著柏克把觸角伸至新大陸與歐洲的文化相遇情況，以及歐洲的傳統透過文化轉譯在新大陸落地生根的景況。於此，作者處理的是騎士文化與嘉年華會兩個主題。最後，柏克以兩篇理論性文章作結：「心態史的優勢與缺失」和「文化史的一致與變化」。前者對心態史歷史解釋的缺陷進行全面性探討並提出評論，也對近來的攻訐，提供了解套的辦法。 後者則對文化史的多樣性提出了一個全面性的探討，他以新史學（歷史人類學）與古典文化史做對照，並嘗試回答新文化史是否會導致歷史的支離破碎。 柏克告訴我們要避免這樣的問題，就必須採取文化相遇者的模式來進行研究，而非單從一方的觀點出發。柏克最後以Mikhail Bakhtin的話作為全書的結束語，他認為文化史研究必須要有「多重聲音」（polyphonic）才是！
彼得‧柏克在一次接受訪談的過程中提到，他所出版的每一本新書，有個意圖是為了增補先前出版的書籍所不足之處。 同樣是在談文化史論述，二００四年甫出版的這本What is Cultural History ?（《何謂文化史》）在內容上是否有不同的地方﹖本書除導論不計，共可分為六章。書後並附有一份柏克整理的文化史書單，以及進一步閱讀的各類文化史課題書目。此六個章節分別為「大傳統」、「文化史的問題」、「歷史人類學的時刻」、「一個新典範﹖」、「從再現到建構」和「超越文化轉向﹖」。本書基本上按照年代序列進行寫作，以不到兩百頁的篇幅，有效且精確地提供了一個進入文化史過去、現在與未來的指引。柏克將文化史放置在自身的文化脈絡中討論，並注意到連結文化史內部與外部的研究路徑。所謂的內部是指文化史本身關乎史學思想與寫作的部分。而外在因素則是指種種學術思潮，如女性主義、後殖民主義與日常生活論述等對文化史的影響。作者幫助我們從歷史、結構的角度，去釐清文化史論述的核心問題。他從十九世紀古典文化史階段談起，歷述文化史不斷改變的形式，以及與其它學科之間的互動。作者精準地掌握了文化史論述中各個關鍵環節彼此的正反立場與理論爭議，對各個研究路徑所衍生的問題與解決之道，提供了簡潔與明確的詮釋。
柏克在首章探討早期文化史研究的三大類型：一是一八００-一九五０年的古典文化史階段，Jacob Burckhardt的Civilization of the Renaissance in Italy 以及Johan Huizinga的Autumn of the Middle Ages 是代表作品。一是高級文化，如藝術、文學、音樂的社會史，比如Arnold Hauser著名的Social History of Art（《藝術的社會史》），它們是對古典文化史研究的反動，強調了文化的經濟和社會基礎。一是一九六０年代興起的通俗文化史，包括形象、故事、信仰等的社會史，如E. P. Thompson的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第二章在探討前述文化史研究所衍生出來的問題。他以Burckhardt和Huizinga的作品為例，說明古典文化史研究的缺失所在，接著提到馬克思主義史學和通俗文化史研究所引發的問題。最後，他談論「文化」的定義問題。第三章，作者說明了在一九六０-一九九０年代，歷史研究轉向人類學的這個顯著特徵。他以歷史人類學的興起，說明「文化」這個概念擴張的情況，也一併討論了「微觀分析法」、「後殖民主義」和「女性主義」對歷史研究的影響。柏克在第四章首先介紹了新文化史與之前的史學類型，如社會史、智識史不同的地方。接著說明了新文化史興起的原因：（1）文化概念的擴張（2）文化理論的發展。文中作者介紹了四位對新文化史研究深具影響力的四位理論家：（1）Mikhail Bakhtin（2）Norbert Elias（3）Michel Foucault（4）Pierre Bourdieu。最後介紹了新文化實踐的諸多課題。第五章，作者討論的是新文化史研究的主要概念以及據以而生的問題。如同Roger Chartier所言當代西方史學研究的特色是「從文化的社會史到社會的文化史。」這樣的轉向由於太過強調文化的建構、發明，便衍生出「建構主義」（constructivism）的問題。柏克認為新文化史對舊的歷史學定論反彈過大，過於強調文化的建構，以致矯枉過正，把過去存在的問題看得過於嚴重，向相反方向擺動的幅度過大，而對於自身的情況卻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作者也分析了Michel de Certeau的文化研究理論對歷史寫作的影響。隨後，他探討了歷史學家對研究對象注意力的轉移，如對傳統、階級、性別、君主政體、認同等的討論。最後，作者檢視了「展演」（performance）這個概念 ，以及「偶因論」（occasionalism）和「解構」（deconstruction）這兩項概念對前述新文化史家所使用的建構概念有何影響。最後一章，柏克以新文化史家所編著的論文集書名為題 ，說明新文化史的未來將何去何從。主旨是在探討新文化史在歷經「文化轉向」的階段後，未來的研究路數會呈現什麼局面，是會產生出更激烈的史學運動，亦或是重新與傳統史學重建關係。在這樣的思考脈絡底下，作者提出了三個可能性：（1）Burckhardt式史學的回歸，亦即對上層／精英文化史的重新強調（2）新文化史研究領域的擴張，如對政治文化、暴力、感知和情緒等議題的開發（3）社會史的回歸。重新思考文化史與社會史間的關係，並省思文化是否能無限上綱地解釋一切。接著柏克提出當前新文化史研究的問題：（1）文化意義過度擴張的問題（2）新文化史家使用的方法論問題（3）新文化史導致歷史的支離破碎問題。對於上述的問題，他提出了三個解決之道：（1）思考文化邊界／領域（cultural frontiers）的意義（2）詮釋文化相遇的模式（3）文化史的敘述取向。最後，柏克提到無論歷史研究的未來走向為何，它勢必不會回到過往哪種只注意研究對象表面「實情」（practice），而不理會其所欲傳達的「意象」（image）與隱藏在後的「象徵」（symbol）的歷史研究路數。
三、何謂「新文化史」﹖
彼得‧柏克認為新文化史是指上個世紀八０年代所發展而出的一種史學新類型。它可由兩方面來講，所謂的「新」是指與以往的史學類型相比，而顯出其新。而「文化」一詞則是用來與傳統的智識史 、社會史 學門作分別，強調的是研究心態、設想或感受而非研究觀念或思想系統(Burke, 2004: 49-50)。行為和語言不再是描述的中心，而是成為探尋心態的切入點。那新文化史為何會在一九八０年代，成為歐美史學界的主流呢﹖柏克認為是起因於對傳統史學研究類型的批評意見、文化領域的擴張以及「文化理論」的興起。這幾點意見如下：（1）古典文化史忽視社會-經濟的基礎建設、政治與社會結構等（2）古典文化史過依賴文化的一致性與同質性這個條件（3）太過於強調「傳統」的單一概念，也應該注意「接納」（reception）這個概念（4）古典文化史研究的文化取向太過狹隘（5）歷史需要不斷地被改寫，古典文化史已不敷我們這個時代使用（6）新文化史家有別於以往，將「文化」放置在複數的意義上討論（7）文化的意義被延伸得更遠，與以往的意義相較，包含更多行為。甚至可稱之為「日常生活的文化」（everyday culture）（8）「傳統」的概念被添加進更多的替換物如「再生產」（reproduction）、「接納」等概念（9）文化與社會的關係轉變，文化的版圖與個體的自由大大地擴張。文化被視為是具能動性的因素，不但可以抵抗社會壓力，甚至可以形塑社會現實。因此出現「再現」（representation）、「建構」、「發明」等概念(Burke, 1997: 184-198)。
接踵著史學概念轉變而來的便是研究領域和課題的更新。西方史學近二十年來的一個變化就是研究領域的擴大與研究課題的日益繁富。首先，一些自舊領域分化而出的科目，漸漸成為研究的主流。例如，從社會史分化而出的「城市史」、「鄉村史」研究，都已經成為獨立的研究領域。Carl Schorske的Fin-De-Siecle Vienna 便是城市史的代表作品。復次，一些舊有的研究領域，雖然科目不變但研究重心和角度確有了新的變化，且開始援引其它學科的概念。例如，一些心態史家開始注意「再現」、「集體想像」、「社會想像」 等課題，也逐漸利用視覺圖像這樣的文本，不再侷限於過去做單一個案或精英人物的思想、觀念研究，轉而關注一般群眾心靈的結構與日常生活的態度。政治史家則不再留意政府的施為與權力鬥爭，轉而關注社會中其它群體的政治態度或設想，以及這些態度是如何產生的。新文化史家已經重新發現政治，但他們是從全新的視角來從事研究的，集中於政治態度與政治實踐的社會史，研究範圍包括精英／普通人物、中央／地方政治。操作的是「政治文化史」研究。又次，若干領域，名稱看起來好似舊制，實際上內容卻是大不同。例如，「閱讀史」便是對過去書寫的歷史與書籍的歷史做出回應，重新強調閱讀者的角色、閱讀行為以及印刷的文化意義。所謂「身體史」的研究，雖和傳統的「疾病史」、「醫學史」不無關聯，但其研究的課題卻超越後兩者所能涵蓋的範圍。據這個領域的開拓者之一的Roy Porter所言，對身體史的興趣，主要來自愛滋病的傳佈，以及對性別史研究高漲的興趣。而身體史研究的內容則包括：（1）性別上的身體（2）實際／象徵的身體（3）身體的各種分類（如聖人／罪人的身體）。當然，也有若干領域以嶄新的姿態出現，如「物質文化史」 、「情緒史」 和「感知史」 等即為較著者。此外，本書所提出討論的幾個文化史新領域，如「婦女史」、「後殖民研究」則是與西方的外在思潮有關。「婦女史」於最近二十年左右才在世界各地成為一個獨立且明確的研究領域。它的興起是與女性主義的發展密切相關，強調女性對文化的貢獻，以及女性獨立自主的地位。要去區別女性特質中的男性觀點和女性自我觀點的相異處，並且強調在同一文化裡，男性和女性的特質是相互依賴，而非誰的特質凌駕於誰之上。由這樣的觀點來從事研究的例子，有Patricia Ebrey的The Inner Quarters 與Caroline Walker Bynum的Holy Feast and Holy Fast（《神聖的饗宴與神聖的禁食》） 。而「後殖民研究」則是與後殖民主義的興起唇齒相依、殖民地的解放運動以及歐洲國家在政治和學術上霸權地位的喪失等外在因素有關。後殖民主義的興起，主要是與第三世界的要求獨立與訴求遏止經濟剝削的聲浪有關。這個領域的代表研究，即大家耳熟能響Edward Said的Orientalism 。最後，正如作者所言，我們現在正前往萬事萬物皆是文化史課題的路上，如食物、暴力、眼淚、姿勢、夢、旅行、記憶、幽默、潔淨、氣味、瘋狂等主題，也如雨後春筍般出現在新文化史的作品裡。
四、「新文化史」的研究途徑與特徵：
伴隨著研究課題的增多、研究領域的擴大隨之而來的便是研究途徑的增廣。新文化史在研究途徑上有五樣值得特別注意的特徵：分別為「文化建構論」、「語言學轉向」、「微觀史學」、「歷史人類學」以及「歷史敘述的復興」。首先，新文化史家強調文化的能動性，追求一種更大程度的人類自由，主張文化可以影響甚至決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行為，倒轉了馬克思關於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的位置。總而言之，實踐新文化史學的歷史學家大多認為個人（即便是普通的個人），是歷史的主體而非客體，他們至少在日常生活或長時段裡影響歷史的進展，他們的行為展現了他們的特點。Roger Chartier曾將近來歷史學的轉變形容為「從文化的社會史到社會的文化史。」他提供了一個近來歷史學家研究興趣轉變的描述，「社會的文化史」這個概念寓含了新文化史的「建構主義」（constructivism）運動(Burke, 2004: 74)。因此，新文化史家將他們所指稱的文化為「建構」或「發明」。在這樣的概念底下，出現了許多以建構或發明為名的歷史研究課題。如對階級與性別的重新建構、共同體的建構、個人認同的建構、君主政體的建構。Eric Hobsbawm主編的論文集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Benedict Anderson的Imagined Communities 以及彼得‧柏克本身討論路易十四現象的群體建構的著作The Fabrication of Louis ⅩⅣ 都是屬於這一潮流下的作品。
第二，與建構相聯繫的是我們熟習的「語言學轉向」(linguistic turn)。 自二十世紀六０年代以來，西方歷史學界受結構主義、符號學和後結構主義的影響，開始改變過去那種經驗性實體的研究，轉而考察語言和文化對建構社會意義的作用。 也就是說，日益敏銳地關注過去的人們是以何種方式談論他們生活於其中的社會，並且把他們如何體認或想像該社會的軌跡視為重構那個社會的證據。這樣的論調是基於經驗要轉譯成為意識，必定要透過語言的中介才能成之的觀點。過去被認為是堅固的、固定的社會範疇、結構與限制，如階級或性別，現在則被認為是可鍛的、流動的或易碎的。根據使用它們的日常背景而改變意義。這一社會設置的相對脆弱性與新文化史學強調文化而不是社會的設想是相一致的。 因此才有所謂以「流動的現代性」 這類名稱為題的著作問世(Burke, 2004: 76)。
第三，新文化史在選擇學科盟友上，會優選人類學與文學批評這兩門學科。因此，新文化史也常以「歷史人類學」著稱。在人類學的影響下，文化的概念被置放於複數的意義下討論。 人類學對歷史學門的衝擊有三：（1）在寫作技法下，受到文化人類學「稠密描述」（thick description）的影響。（2）在材料上，大量援引人類學家田野工作的成果。（3）在概念上，借助人類學家的理論架構。 像人類學家一樣，新文化史家研究日常生活，並試圖找出隱藏於表面下的規則、習俗和原則。從事新文化史研究的史家，經常受到底下幾位人類學家的啟發：Mary Douglas、Marshal Sahlins、John & Jean Comaroffs、Clifford Geertz。其中尤以Geertz的影響為最。 Geertz在其著作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中，提出了一個進行文化詮釋的方法，把文化定義為「人類是一種將自己置於自身所編織的意義之網上的動物。」「人類的文化是一個文本聚合物，它們己身聚集自己，人類學者要抓緊研究那些完全屬於他們自身的人事。」 Geertz將文化視為含有象徵與意義的系統，認為文化是一種符號，人類透過符號形式而達成行動，並互相瞭解。強調的是對文化進行闡釋而非社會的功能結構分析。因此，儀式、事件、宗教信仰體系或社會配置等文化文本，都可以放在符號學的結構之下進行審視，它們的內在關係構成了一個文化的意義體系。人類學是一門瞭解他者（otherness）的學問，理解異文化時不能以自己的偏見強加於異民族之上。必須經由在地的觀點出發，理解研究對象的符號系統。
第四，稠密描述的出現對歷史學的影響之一就是微觀史學的出現。大歷史的廣角鏡頭篩撇掉了太多細節，是以不管一個時代距離多近，在大歷史的潮流底下被化約為單色的數字、人民、年代後，未曾與那時代謀面的後人，便難有任何同理的領會。稠密描述的微觀化取向將焦點置於個別與具體的事件上，依此我們可以了解文化作為一個整體，得以免除經濟或社會決定論的窒梏。按照柏克的說法，微觀史學的出現原因，有如下四點：（1）微觀史學是對社會史採用經濟史學的計量方法，以及不注重個別的殊異性，只顧描述一般潮流的傾向做出回應。（2）微觀史學的出現是歷史學與人類學「匯合」（convergence）的成果。（3）微觀史學是對「大敘述」（grand narrative）以及所謂西方文學／藝術「典律」（canon）的批評回應。（4）微觀史學是對全球化的回應，轉而關注個別文化與知識的價值(Burke, 2004: 43-44)。微觀史學家承認個人理性與價值，因此對於個人如何詮釋外在世界機制，採取何種回應策略特別注意。微觀史家把焦點放在個人、一個偶發事件或一個小社群上，將其當作一個特有的位置，藉以觀察大的社會文化體系的不連貫、社會結構裡的漏洞和縫隙。這種研究取向的結果往往是局部的，但卻可以對整個背景提供某種補充式的說明。透過這樣局部的研究，卻可以對深入研究整體結構提供幫助。在這一方面，Carlo Ginzburg的The Cheese and the Worms（《乳酪與蟲子》）、Emmanuel Le Roy Ladurie的Montaillou 以及Natalie Zemon Davis的The Return of Martin Guerre 都是史學中微觀化取向的作品。
最後，與對描述事件的興趣相聯繫的是歷史敘述的復興。一九七九年，英國史家Lawrence Stone在Past and Present上發表了題為「歷史敘述的復興」一文，他指出敘述的新形式是為了用來處理社會史與文化史的書寫（Burke, 2004: 121）。新的歷史書寫形式側重於敘述一般人的歷史、經驗與生活，或者一次戲劇性的事件的歷史，並非為了敘述而敘述，而是為了發現歷史進程中文化和社會的內在運作，要讓生活於其中的人們表達出專屬於其的文化特色，這樣的敘事取向，可稱之為「文化敘事」（cultural narrative）。 敘述的復興不只是歷史寫作方式的轉變，而且體現了歷史學研究內容和方法的全面轉向，從圍繞人的環境轉而關注環境中的人。在所研究的問題上，從研究經濟和人口的問題到文化及情感；在與其它學科的對話上，則從社會學、經濟學及人口學轉為人類學和心理學的影響。關注的對象從群體轉向個人，對歷史變遷的解釋模式上從分層的、單一原因的轉向相互聯繫的、多重原因的。研究方法則從群體的量化轉向個人例證，組織文章的形式從分析轉向描述；歷史學家的功能的概念化方面，則從科學性走向文學性。因此，這個變化標誌出「一個時代的結束：試圖對歷史變遷提出一套有系統的、科學的解釋之時代的結束。」 除此之外，一些人類學家也投入這樣的工作。如Marshal Sahlins描述一七七八年庫克船長與他的船員到達夏威夷的事件。他首先討論了庫克船長對與夏威夷人相遇方式的自我詮釋，接著由夏威夷人的觀點探討對與英國人會見方式的解釋。透過敘述去處理庫克船長與夏威夷人之間的差異，研究了事件與文化間的相互作用。他認為，在文化秩序產生原因的解釋上，某些事件有力量改變秩序(Burke, 2004: 123)。
五、「新文化史」的研究困境與展望：
柏克雖然用了不少篇幅介紹當前新文化史的走向和各個領域的研究成果，但伴隨著新課題的開發，隨之而來的便是新文化史目前遭逢的困境，以及未來研究的新方向。
據柏克所言，目前新文化史所面臨的困境主要有五：第一，是有關文化的建構問題。由於太過強調個人的自由，以致於忽略了社會的限制。新文化史是為了解決與日常經驗失去聯繫的社會史這個問題而創造的。就柏克對歷史寫作的觀點而言，沒有絕對解決問題的方案，每一種解決問題的對策都將產生新的問題。文化創造性以及在歷史裡作為一種積極力量的文化，需要輔以某些認識，即那種創造性是在種種約束內部操作的。在建構的過程中，不應該忽視可能的文化或社會限制。在決定論和自由意志論之間，不應當走向任何一個極端。柏克認為，我們應該發現一個中心，但不是固定的中心，而是運動的中心。 歷史學家應該探尋文化可塑性的侷限，這些限制可能是經濟因素、政治因素甚至於文化傳統(Burke, 2004: 98-99)。
第二，文化的定義問題。由於不斷地擴展文化所能包含的範疇，使得文化與社會的關係脫鉤。過於強調文化的重要性，把一切都囊括在文化之下，卻犯了什麼都解釋不清的通病。文化是包含了知識、信仰、藝術、法律、道德、習俗，以及社會成員所擁有的各種能力與習慣，所構成的一個複雜整體。因此，每個時代的成員並無法置身於社會組織之外，文化與社會的關係是一體的。文化本身就是社會經濟的一部份，兩者無法分割來看。太過強調文化分析的結果：就是無法與社會的基礎，如經濟與政治結構相結合。社會的概念不應該被投棄而應該重新加以配置(Burke, 2004: 112-113)。
第三，新文化史使用的方法論問題。由於新研究課題的拓展，傳統的研究材料已不敷使用。新文化史家紛紛開發新史料。對於這些材料本質上的一些限制和運用上的困難也漸漸突顯出來。 對一些傳統史料的重新詮釋與運用，也出現侷限之處。此外，把文化視為文本來解讀的方法也是問題重重。誠如Roger Chartier指出，Geertz觀察特殊的鬥雞行為並和參與鬥雞者交談藉以研究巴峇島的鬥雞，然而Robert Darnton卻是藉由十八世紀描述屠貓事件的文本來分析他書中的主題。這可看出歷史學家和人類學家並非以同一種方式解讀行為背後的隱喻(Burke, 2004: 114、116)。
第四，要避免陷入文化的兩個簡化論問題。一端是把文化視為同質性的觀點，而不去考慮差異與衝突。另一端是把文化視作分裂的觀點，而缺乏考量個人或團體的混雜、融合與混合的方式。於此，柏克舉出兩個實例，指出新文化史研究的問題點。一是Simon Schama的The Embarrassement of Riches（《財富的困窘》）。另一是Carol Schorcke的Fin-De-Siecle Vienna。柏克指出Schama書中的缺失在於太過強調文化的一致性，他太過於關注普遍的現象，而忽略了存在於社群中的文化差異與衝突。《世紀末的維也納》全書可分為七個部分，分別用來描述十九世紀末維也納文化景致的不同層面。這七個部分為文化、建築、政治、心理分析、繪畫和音樂。Schorcke在書中著重強調個別不同的文化要素，但卻忽略了將其連結起來。柏克認為文化史家的任務就是要將不同的行為活動置於一個首尾貫串的連結底下。假如無法達成這樣的工作，那只好把建築交由建築史家來研究、心理分析部分交由心理史家來研究，諸如此類(Burke, 1997: 199-201)。
最後，也是最基本的問題，就是整合上的問題。隨著研究領域的擴大，歷史學有了更多機會與其它學科對話。但付出的代價則是：歷史學本身形成四分五裂的局面。未來史家將要面對的是如何避免史學的破碎化，而不回到過往對文化採取同質性設想的錯誤路數。史家應當發現潛在的文化同一性，而不去抹煞過去的多樣性此一事實(Burke, 1997: 211; Burke, 2004: 115-116)。
彼得‧柏克所指出的五種困境，於其著作中或多或少都有所論述，至於書中所指示的新方向，則可由《何謂文化史》一書中看出端倪。柏克認為未來文化史的可能性發展，有以下三項：第一，Burckhardt式史學的回歸，亦即對上層文化史的重新強調。精英文化史與俗民文化史將相互發展，史學家從不同的視角來研究歷史課題。舉例來說，Carlo Ginzburg的《乳酪與蟲子》可以另一種視角被重新閱讀。書中主人翁Menocchio的行為舉措可視為是詳究當時反宗教改革此一文化運動的切入點，藉以探詢反宗教改革運動與傳統俗民文化之間的互動。第二個發展態勢，則是文化史研究領域的擴張，曩昔被忽略的課題，如政治文化、暴力、感知與情緒等議題，進入史學研究的議程表。新文化史最新的發展方向是在文化裡囊括了政治、飲食、服裝、閱讀、身體等許多新主題的系統嘗試。最後一個發展替代性方案，則是對新文化史擴張過快的回應，亦即對文化建構論這個概念提出的質疑。重新省思文化史與社會史間的關係，文化史與社會史之間的隔閡並非涇渭分明，兩者的關係應重新建立。原先屬於政治或社會範疇的領域，應該從文化中抽離出來，社會史重回史壇主流的議程表，以社會文化史（socio-cultural history）的面貌重出江湖(Burke, 2004: 101-116)。
六、結語：
透過柏克的引領我們得以獲窺西方史學的百官之富。對西方史學在近二、三十年來大致的發展趨勢與特質，也可以一目瞭然。經由柏克的敘述和示範，我們可以理解到當代的歷史學領域，不論是在材料的多樣性與寫作的技巧上，都已經長足地發展了。新文化史運動並非一場史學革命，而是對傳統史學的革新，強調的是轉變而非一味求新，也許我們可以借用Keith Jenkins的書名，為新文化史下一個註腳：「澆灌舊學門的新思想」（new thoughts on an old discipline）。
末了，新文化史之後要往哪裡走﹖方向或許未定，但可以確信的是，未來文化史的新論述必定會源自柏克的著作，或許，「追隨柏克」（after Burke）不失為一項指引。
